Encounter

文明的野蠻---《教會》羅蘭約菲1986

http://blog.chinatimes.com/onlooker/archive/2007/09/20/199211.html

如果對人的平等性沒有認知，對私利與公義分辨不明，先進的文明只能召來先進的野蠻。

十八世紀的南美洲，一群抱著淑世理想的教士在巴拉圭建立教會，保護著當地的印第安人。這時，西班牙在殖民地的爭奪戰中落敗，必須將巴拉圭的土地與教會一併割讓。然而當地的教士希望維持現狀，不肯讓教會淪入准許販奴的葡萄牙之手，教廷於是介入仲裁。到了最後，教宗欽派的主教決定棄守。教士抵死不從，葡萄牙的軍隊便長驅直入發動屠殺。

這場悲劇中凸顯了兩種人格：一個殉道、一個死戰。前者以嘉伯爾為代表，後者以曼多薩為代表。嘉伯爾是位神父，乃成功深入叢林的第一人。他由音樂入手宣達福音，得到土著信任，建立了禁止獵奴的庇護地。曼多薩原是奴隸販子，專門誘捕土著，後因誤殺弟弟而尋死未果。嘉伯爾神父於是入監勸服他皈依，並在土著不念舊仇的寬恕中，獲得了重新做人的機會。

這是兩個了不起的人物。嘉伯爾認為殖民者和土著間應該是和平、非暴力的。他堅持人的作為必須符合上帝的心。因而在血戰前夕，與他已情同手足的曼多薩跪到身前，希望得到祝福時，他說：「你想要得到什麼？光榮的戰死嗎？如果你雙手沾染鮮血而死，你就背叛了我們努力的一切。你把自己奉獻給上帝，而上帝就是愛。只要你是對的，上帝就會保佑你。而如果是錯的，我祈禱也沒有用，所以我無法為你禱告。而且請你記得，武力若是對的，那世上就無需有愛了。也許真有這樣的世界吧，但我沒有勇氣活在那裡。」

「武力若是對的，那世上就無需有愛。」神父一心求死的陳辭，足以讓千古同感悲嘆。他和中國歷史上，攔阻武王伐紂的伯夷叔齊是一樣心懷。對自己信奉的真理，要求絕對純粹。昭昭之心如火，只可吹滅，無可玷污。愛與和平是人類最高潔的理想，這不僅對敵人要求，也對自己要求，沒有條件、沒有前提。他死守信念、絕不讓步。不論敵人如何欺凌，絕不訴諸武力。不論土著如何冤屈，也不還手攻擊。他不問理由、不問苦衷，只要動武他就反對。再親近的朋友也不祝福、再虔敬的信徒也不支持。他寧可受死也拒絕以暴易暴，因為以暴易暴之時，他的心就等於死亡。身死和心死，有何差別？這是一位絕對的和平主義者。

已經成為神父的曼多薩則不然，他要重拾武器反抗，成敗在所不問。嘉伯爾所領導的教會，除他之外，其他教士也都主戰。對於不公平不正義，曼多薩要奮起所有力量來對抗，實力懸殊也要放手一搏。他寧可戰死，與信任他的印第安人共存亡。死亡是預期的結果，既選擇也承擔，沒有遺憾。

兩位神父在面臨生死關頭下的人格，都是求仁得仁，是人在環境中所能作出的最高表現。遵循良心的判斷、追求責任的完成。這原是人類崇高的力量，無奈卻被現實中的私慾與偽善所折損。紅衣主教就是這個代表。

宗教改革之後的耶穌會，致力在海外宣揚天主教義。巴拉圭的這群教士，就是以拯救土著靈魂、改善物質生活為使命，希望在蠻荒中建立上帝的新國度。然而這卻和熱中殖民的國家，有直接的利益衝突。主教銜命而來，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。這本是難題，但對他卻不然，因為他早有定見。他曾在十字架前陷入數小時的長考。神父以為他在掙扎，還鼓勵主教暫離是非之地，到瀑布上游實地暸解印第安人如何因教會而改變。神父的用意不錯，實際卻枉然，因為主教腦子裡轉的不是這回事。

在他事後寫給教宗的信中，這段心路歷程交代的很清楚：「要在世上建立天堂，實在是動輒得咎。閣下您生氣了，因為即將到來的天堂可能非如預期。兩位國王生氣了，因為窮人的天堂很少會讓統治者高興。地方上的殖民者，也同樣不滿。而這就是我肩負的任務：為了滿足葡萄牙人擴張帝國的願望，為了滿足西班牙人不會損及利益的要求，為了滿足閣下您，讓這些國王不會構成教會的威脅。同時，也為了向所有人保證，這裡的教士不能再杯葛大家的願望。」這段話已然說明一切。

我們不妨作個推想：西葡兩國簽署馬德里協定之後，這裡的命運其實已經定案。如果教會版圖可以不要移轉，這在兩國國王與教宗三人之間就可以協議，主教根本不必去。如果不可能不移轉，主教再去十趟也無法改變，因為這事輪不到他置喙。然而教宗還是派了主教去。為什麼？因為當地教士力爭，教宗不得不作出回應，但檯面上又拉不下老臉諭示「大人已有共識，小孩不許再吵」。教宗有沒有面授機宜不得而知，但主教奉命前去時，他對自己應該交出什麼樣的成績單必然了然於胸。

因此他抵達之後，視察視察教堂、與殖民者會談會談、再向葡萄牙王關切關切，餘下的就等適當時機掀底牌。這是一齣被排定的戲碼，他不過是奉派演出而已。這一點葡萄牙的殖民者心知肚明，所以他私下談著：「門關起來說，我還真得表示一下個人的遺憾。因為伯爵一心要剷除教會勢力，而且教會發展下的這些社區又很具商業價值。」主教回敬說：「沒錯，的確都很繁榮，不就是這樣你才想來佔的嗎？」殖民者話頭一轉乾脆挑了明：「您應該完成這項光榮的失敗！再也沒有比光榮的失敗，更令我們期待的。對一個貿易國家而言，這種結局才能讓人徹底的放心，對我也是一樣。」

主教視察了瀑布上游的教會後，一則驚嘆教士的努力成果，二則也知道無法再瞞。於是，他硬著頭皮勒令土著返回叢林。因為踏出了教會，就算離開上帝的庇護，葡萄牙愛怎麼抓人怎麼抓，愛怎麼販奴怎麼販。一切與教會無關，教會不能插手，當然也就不必淌渾水。「放棄土著、保存教會」這是主教的上策。但由於土著不肯，主教只得要求教士離開，改行中策，即「放棄土著與教會、保存教士」。

乍聞主教決定，土著領袖不服：「憑什麼知道那是上帝旨意？」他指責主教是替葡萄牙人說話，而非替上帝說話。對此，主教只輕描淡寫的回應：「我不會替上帝說話，但我為教會說話，而教會是上帝在人間的工具。」這句話夠坦誠，因為上帝和教會的立場未必相同。

嘉伯爾神父非常沮喪，他滿心以為主教會站在土著這邊。失望之餘，他追問主教，既然如此何必多此一行。主教這才說出真心話，他這趟就是來勸教士走人的。如何穩穩當當的撤走教會，這是他從頭到尾思索的事。他直言了局面為難之處：「假如教士抗拒葡萄牙人，那麼教士必被驅逐出境。此例一開，西班牙、法國、義大利有樣學樣，誰知道會不會失控？因此若想保存整個耶穌會，這裡就得犧牲。」巴拉圭教會的存在，會危及耶穌會在西歐各國的百年大計，這顧慮得多偉大、多卑鄙。神父至此與主教割袍斷義，情勢走向了主教的下策：「土著、教會、教士盡皆放棄」。

大難來了，教士全死、印第安幾乎滅族。屠殺之後，殖民者和主教閒茗用餐。主教問：「你還有臉來說，這場屠殺是必要的嗎？」西班牙殖民者緩緩抽著煙：「我做了我必須做的事，而且是基於您也准許的合理目的。請容我說，是的，屠殺的確是必要的。」主教啞口無言。葡萄牙殖民者勸主教接受事實：「您沒有選擇的。我們必須在這世上活著，而世界就是這樣。」主教迷惘了，他喃喃自語：「不，是我們造成世界這樣的，是我造成的。」最後他告訴教宗：「如今您的教士全死了，只有我還活著。不過事實上是我死了，他們活著，因為他們的靈魂會活在所有生者的記憶中。」

他和教宗決策的因素中，傳教理想不在內、上帝已經接納的印第安靈魂不在內、棄守教會必然逼人上梁山的後果不在內。主教是有些愧疚，因為血流太多、犧牲太慘。但如果人沒死這麼多，是否他就能欣然覆命？撤走教會的決定究竟是他的屈從，還是教宗在臨行之際就密下的懿旨？握有權柄的教會高層，放棄上帝與人道精神，用來換取民族國家興起後日日衰頹的教廷威信，枉送了無辜人命。他與教宗良心何在？智慧何在？行為能力何在？難怪《聖經》上說，「信」「望」「愛」之中，最大者為「愛」。主教與教宗都有信仰，也不好說他們不懷希望，卻獨獨缺了愛，結果使得「信」和「望」成了撲滅「愛」的兇猛力量。

教廷背棄印第安人，這是一重悲哀。求戰也死，求和平也死，這是一重悲哀。死絕了這麼多生靈，主教還搖頭晃腦，大概只覺得如果當年沒有派教士來這裡就天下太平。人血染紅了瀑布，他居然還能寫下一篇四平八穩、不痛不癢的報告送回羅馬交差，這又是一重悲哀，也是人世災難不斷往復的原因。

在台灣流傳的鄒族與吳鳳間的事跡不是這樣，這是約與《教會》同年代發生的故事。

吳鳳（1699~1766），清初阿里山通事，職司鄒族與漢人之間的事務。鄒族歷來有獵頭祭俗，他難以勸止，便提議用既有的髏骨代替，當地於是平靜四十年。然而當頭骨用罄，族人又重提要求。吳鳳便說可以獵殺某個路過的行人。族人依言而行，發現卻是吳鳳，難過之餘便廢了獵首之俗。

這個故事目前被質疑不是史實。一則史料難徵、二則又混入了種族沙文主義，使包含鄒族在內的全體原住民都覺得背負了殺人臭名。這也難怪，因為事件中的鄒族頭目，連名字都不傳。但若先擱置真偽爭議，僅就箇中意義來談，這事件的存在果真是侮辱了鄒族嗎？

亙古以來世代相傳的風俗，衝著異族朋友的情誼，一夕可以改。這正是所謂「天變不足畏、祖宗不足法、人言不足恤」，這位鄒族頭目展現的氣魄和見識何其鉅大！他單單以一人自覺的力量，就能有意識的跳脫出自然環境千年以來對全族的擺佈。他以對朋友生命的尊重，擴大到對其他生命的尊重。以對其他生命的尊重，取代了「以他人顱血庇祐我族」的信仰，從這裡一大步接軌到現代人共同肯定的價值。這樣充滿愛與理性精神的文明躍昇，歷史上發生過幾次？對比電影中那位飽讀不知多少基督教聖經聖典的紅衣主教，鄒族頭目何其文明？主教何其野蠻？

什麼是野蠻？出草殺人就等於野蠻嗎？就如電影中，當殖民者以殺第三胎嬰兒來指控印第安只是具有人聲的叢林動物時，嘉伯爾神父嚴詞反駁：「那是生存的需求，因為每個父母只有能力帶一個孩子逃跑。」殺嬰乃環境所迫，出草亦然。若從人類學的比較研究來看，出草更是原始社會的共有現象。假若原漢處境對調，只怕漢人也是照樣出草。文明一早一晚，沒什麼好得意，也沒什麼好羞恥。要怪，只能怪上帝為什麼把人生在一個不容易發展文明的叢林中。要怪，只能怪上帝為什麼讓人在勤奮燒墾之餘，還穀不豐、獸不獲、後代不綿延，迫使人敬畏神秘而選用鮮血來祭禱。漢人如果拿這事來竊笑，那是漢人蠢。因為漢人的蠢，就否定自己祖先在人類歷史上石破天驚的大作為，那是子孫糊塗。

吳鳳之事若真，那麼尋死前那一刻，他在想什麼？

獵首停了四十年，如今鄒族要求恢復。若是他同意，必將有人因為他的決定而死，而且年年不止。若是不同意，勢必激起鄒族憤慨，引發兩族猜忌甚至衝突。不管是漢族或鄒族，只要有一個人因此枉死，他都不能忍受。那是他的職守所在，也是生命理想所在。偏偏情勢迫在眼前，同意也罷、不同意也罷，畢生的努力都將廢于一旦。於是他選擇死。死，可以無愧職守，可以保全一切的努力，可以捍衛「我不贊成殺人」的信念，這是他對人類平等與生命價值絕不妥協的認知。

他絕對不會是為了想感動人而死的，如同神父的殉死也不會是為了想感動主教，或是奢望能感動西葡兩國的殖民者。但吳鳳萬萬想不到，他幾十年想做而做不了的事，卻仰仗了這位不世出的頭目一手完成。如果沒有他，吳鳳只算白死，只算是提供了一顆當年用的新鮮人頭而已。吳鳳死，頭目不忍了、明白了。這其中有私誼、有公義。一死一念之間，世界為之改變。比起影片中這個紅衣主教，死光了印第安人，死盡了傳教士，也不過啟發了他窗邊一聲淺淺的嘆息。兩者相比，差得多麼遙遠？在文明的層次上，頭目與吳鳳的心靈同等珍貴，因為那都是人類智性覺醒的一刻。

吳鳳之事若真，那麼相對於鄒族的自覺，其他部族的獵首要遲至日本有效統治後才高壓禁絕。為了朋友而自己作出決定，和被日本刺刀抵在胸口上才認栽畫押，哪一個英雄，哪一個光榮，哪一個會丟祖靈的臉，哪一個祖靈會高興？

處理異族間的衝突，是老於世故的主教和教宗比較文明呢？還是當下扭轉習俗，以永絕殺戮來回報朋友的鄒族頭目比較文明？難道非要像教士和印第安人這樣慘烈的犧牲，才是可歌可泣？難道非要像台灣後來的霧社事件，官廳欺人到忍無可忍，逼得莫那魯道力戰而死，妻眷大小集體自縊，花崗一二郎切腹明志，社會才會學到教訓？強者就趕盡殺絕，弱者就拚了個同歸於盡，難道這是異民族共處的第一步？

看完電影，同情印第安的遭遇，惋惜傳教士的犧牲，也要譴責主教與藏在幕後的教宗。固然，這是當年西方社會在政教分合與對立中的棘手問題。然而，他們如果有一點點嘉伯爾神父的精神，就會盡力折衝，不會引來這樣的腥風血雨。當今世上，如南斯拉夫、巴勒斯坦，若是能出一個嘉伯爾神父，或是出一對鄒族頭目與吳鳳，就不會這樣兵連禍結。文明可以給人更寬闊的心力，也可以給人更狡黠的暴力。今天的國際強權，若仍是打從心底不相信平等，不樂見他國發展、不樂與他國平等，仍以打轉在一國一族的政軍盤算中為天經地義時，《教會》這類的故事必會在人類文明的舞台上繼續野蠻上演。

【影片資料】